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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佳:京剧《玉簪缘》:老故事的新讲法

来源: 天津日报2019年5月7日12版     发稿时间: 2019-05-14 20:41

  刘佳

  日前,由天津京剧院创排的京剧《玉簪缘》在滨湖剧院首演,为自明代流传至今的“碧玉簪故事”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、一种新讲法。

  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剧目,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模式、人物关系,只在具体情节上有所差异,例如:由《张协状元》《王魁》《琵琶记》《金玉奴》《潇湘夜雨》等剧目组成的“状元负心戏”系列,说的都是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急遽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冲击,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、社会矛盾。而《碧玉簪》《香罗带》《御碑亭》《元宵谜》等剧目,表现的都是谨守妇道的女子因遭猜疑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,姑且称之为“贞女遭疑戏”。这些在戏曲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,承载着特殊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取向,并在后世不断被延续和复制,成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,相当于文学母题。

  文学母题能够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在传统中得到持续地、反复地书写,必然“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”,那么,“碧玉簪故事”的“不寻常”与“动人”又在哪里呢?今天,我们已无法获知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,只能把明传奇当作它最早的版本,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,它被宝卷、宣卷、弹词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着,被众多地方戏剧种演绎着,直到1924年才被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移植到京剧舞台。“碧玉簪故事”的情节线索很简单:大家闺秀张玉贞受表兄陆少庄陷害,被新婚夫君赵启贤怀疑品行不端,因而遭遇种种精神折磨,幸而最终真相大白,夫妻团圆。显然,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虽为才子和佳人,却并非以表现情爱为重点的“才子佳人戏”,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,而这恰恰是本剧最不寻常、最动人的要素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,无论贫富贵贱,女性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,活得战战兢兢,把一切有关是非曲直的判断、一切对于幸福的期待都寄托于男性的良心,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求告无门。“碧玉簪”唱出了女性们从古至今累积于内心的悲愤,这也是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演出《御碑亭》时,引得台下无数女性观众落泪的原因。

  误会,既是矛盾的焦点,针对误会所采取的行动,就成为彰显主题的关键。在“碧玉簪故事”的早期版本中,宣扬封建道德的用意很明显,还掺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,女主人公面对磨难只能这样说:“不怨天来不怨地,不怨夫君待奴轻。不怨爹娘来错配,只怨奴的命生成”;面对丈夫的冷遇苛责,只能逆来顺受,即使敢于申诉,也要为这微弱的反抗承担严重的后果──不能生育、落发出家、被父亲一脚踢死、为丈夫纳妾等。在很长一段时间,观众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十分纠结,既承认剧情的现实性,既喜欢女主人公的温婉多情、知书识礼,既希望她获得美满结局,又不愿看到她这样委曲求全,不愿看到一种实际近似于悲剧的美满。1920年,越剧小歌班艺人进行了一次大胆改编,将宿命论等糟粕尽量剔除,形成了从“庆寿许婚”到“送凤冠”的基本框架,有悲有喜,最后让堂堂状元跪地赔礼,令全剧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,正是这次改编让“碧玉簪”脱胎换骨。但是,诞生于上世纪初的《碧玉簪》,依然有尚未解决的问题,那就是女主人公的被动和缺乏行动力,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沉闷,也就是戏曲界常说的“温”。为了让戏火起来,不止一位程派名家尝试着进行改编,而李世济老师更是在范钧宏、徐城北两位著名剧作家的协助下大胆地将剧名改为《玉簪误》,除丰富情节外,还创作了大量新腔,并增加丑角的戏份,以增强观赏性。

  新的历史语境总会对讲故事的人提出新的要求,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用一个“受气包翻身记”去鼓舞和男性承担着相同社会任务的女性观众,更不能用遁入空门、离家出走、一死了之等不负责任的方式逞一时之快。“碧玉簪故事”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首先应从女主人公的性格入手,让她能以自身行动真正影响和推动剧情发展。此次改编,我们力图在三处着墨──“女扮男装,对诗择婿”突出对婚姻自由的追求;“忍辱负重,侍奉婆母”突出救助他人的大爱情怀;“训诫夫君,再续前缘”突出她的明德、明理。

  旧版本中的“病房”一场有成套的二黄唱腔,抒发张玉贞的满腹委屈。我们将这一场改为“夜思”,张玉贞的内心依然有诉不尽的委屈、忧虑和迷惘,而听说婆婆喝了自己煎的药病情好转,听说街坊邻居称赞自己是一位“奇女子”,她不禁若有所思──如今这个自怨自怜的女子,还是当初那个饱读诗书、敢于女扮男装去比诗择婿的自己吗?古往今来多少弱女子也作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,即使不能像花木兰那样上阵杀敌,“立门楣,奉亲人,衔寸草,报春晖,闺中女也能够立地擎天”。凉风陡起,秋雨将至,在转身回房时,她又停下脚步,轻声吟唱道:“织女也有相思泪,洒向人间护芳菲。”在向他人施予仁爱之心的同时,这个曾经把辅佐夫君功成名就当作人生最高理想的女子,学会了重新看待自身的价值。从“病房”到“夜思”,依旧是熟悉的二黄唱腔,境界却截然不同,成为女主人公从惶恐无助到重建个人价值体系的蜕变过程。最后一场的训夫,也由单纯的埋怨,变成对丈夫的警醒和激励,希望他能从生活琐事中吸取教训,将来成为造福百姓的好官。

  《玉簪缘》的改编,如同为主人公的重要关节注入力量,使之能堂堂正正站立起来。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孩子,明代也罢,上世纪20年代、80年代也罢,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张玉贞,但今天必须有这样的张玉贞,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张玉贞。戏,不单以文本传,新戏《玉簪缘》还需在构成京剧综合性的各个方面精心打磨,使这次新讲述能够留下一出好戏。

  http://epaper.tianjinwe.com/tjrb/html/2019-05/07/content_181138_1069460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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